超标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引发的保险赔偿问题

1、问题引入。

电动车以其轻便实用、绿色环保以及价格低廉等优势正成为我国的“国民交通工具”。出于安全和性能考虑，国家对于电动车的规格出台了相应的技术规范，但是，现实中一些商家为了逐利，擅自对电动车进行改装，生产、销售超过国家标准的电动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超标电动车”，致使超标电动车仍有较大的市场保有量。超标电动车车速快、质量重、冲击力大，在产品性能上基本接近轻便摩托车，但制动和安全性能差，不仅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且往往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超标电动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一般是参照等同于机动车的作用力对其事故责任进行判断认定，即将超标电动车作为机动车对待，而当此类事故进入诉讼程序后，涉及的首要问题是在司法裁判中是否也将其作为机动车处理，由此进一步引发超标电动车车主应否购买交强险以及应否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先行赔付等问题，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超标电动车车主民事赔偿责任的认定。

2、观点梳理。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关键词“超标电动车”检索，近三年来，我省每年都有130多件涉及超标电动车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通过对裁判文书梳理，我们发现，在对上述问题的处理上，主要存在几种不同的裁判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超标电动车不是机动车，超标电动车车主投保交强险不具有政策上和实践操作上的现实可能性，故不应在交强险限额内判决超标电动车车主先行赔偿。例如，（2019）赣民申1453号案，一、二审及再审审查法院一致认为，实践中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超标电动车未按机动车的方式进行管理，超标电动车无法登记为机动车辆，因此也无法购买交强险，这属于行政管理部门缺位造成的问题，不应由超标电动车车主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第二种观点认为，既然交警部门将超标电动车作为机动车对待，那么在民事赔偿领域，也就应按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原则进行认定，超标电动车车主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例如（2020）赣01民终3253号案，该案生效裁判认为，超标电动车符合机动车的属性条件，超标电动车车主应按照机动车的有关规定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先行赔付的责任。第三种观点同样认为应支持受害人关于超标电动车车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的主张，但其支持的理由在于，当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为超标电动车购买交强险提供了渠道，则超标电动车车主应当购买交强险，若未购买，则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受害人。例如（2020）赣民申1811号案，该案是近年随着电动车管理不断完善而新兴起来的一种裁判思路。该案有个特殊背景，即抚州地区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为超标电动车购买交强险提供了渠道，若超标电动车不按规定购买交强险，则无法上牌。因此，该案一、二审及再审审查法院一致认为，案涉超标电动车车主本有义务和渠道为超标电动车购买交强险而未购买，主观上存在过错，故判决其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受害人的损失。

3、规则探析。

本课题认为，探讨超标电动车交强险责任承担问题，首先需回应超标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的问题。对于该问题，我们认为，上述裁判观点中以交警部门在事故认定书中将超标电动车按照机动车对待为由，从而直接认定超标电动车就是机动车的观点值得商榷。不可否认，交警部门对于超标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在责任认定方面参照机动车的规定处理是妥当的。且即使没有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在对超标电动车引发事故进行责任认定时，也应参照机动车的规定处理。这是因为，交通事故案件属于侵权案件，应当遵循侵权归责原则和风险责任相匹配的一般认识。法律之所以区别机动车、非机动车设置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相结合的二元化归责原则体系，主要就是考虑到机动车在速度、质量、风险防范能力、危险回避能力等方面均优于非机动车，故按照优者危险负担、优先保护人身权、合理倾斜保护弱势方等原则进行了平衡设定。而相较于国标电动车作为非机动车而言，超标电动车在速度、整车质量、制动距离等方面超出非机动车的国家标准，其安全风险和破坏力比非机动车更大，引发的损害后果也更严重，因此交警部门对超标电动车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认定，往往也是参照等同于机动车的作用力进行判断。基于此，当超标电动车的运行风险已经超出非机动车法定标准的范畴而达到机动车的程度，那么对其驾驶人事故责任的认定，应当参照适用机动车的道路运行规则以及相应的侵权归责原则进行认定。

但是，依据超标电动车的事故责任认定规则能否得出超标电动车就是机动车的结论？我们对此持否定态度。超标电动车之所以超标，主要在于其超过GB17761-2018对于电动车设定的车速、质量等方面的国家标准，导致其区别于非机动车的国标电动车。但是超标电动车并未列入国家机动车管理目录，无法登记为机动车，驾驶人员也没有统一的驾驶资格认证，所以即使在行政管理领域，电动车一旦超标也并不当然获得机动车身份。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超标电动车作为机动车对待，仅是在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上，将超标电动车参照机动车的作用力进行事故成因及结果的事实判断和分析，该种参照认定并不直接等同于将超标电动车的性质确认为机动车。在司法裁判领域，将超标电动车直接定性为机动车更应谨慎，因为一旦定性，不仅会引发涉及民事侵权赔偿的“无证驾驶”、交强险赔付、未年检等一系列问题，而且会引发涉及刑事定罪判刑的“醉驾”等问题。

其次，对于超标电动车交强险赔付的问题，我们折衷整合上述裁判观点认为，不当然对照机动车的要求认定超标电动车未投保交强险的，即应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付，而是应根据超标电动车购买交强险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进行综合认定。主要理由在于，司法裁判应当符合当前社会现实，不能脱离实际。从现行行政管理层面上看，超标电动车无法登记为机动车，国家对于电动车投保交强险也未做硬性规定，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不能对超标电动车车主苛以与机动车车主相同的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从保险公司实际业务的开展情况来看，有的地方的保险公司配合当地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需要，开通了为电动车购买交强险的渠道；有的地方则无保险公司开展电动车交强险的投保业务。在出现这种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其客观上无法为其车辆投保交强险的情况下，自然不宜将未投保交强险的法律后果强加于该方当事人，否则不符合民事侵权归责原则，也有悖公平精神。基于此，结合审判实务中较常出现的几类超标电动车以及超标电动车的现行管理模式，我们认为，在认定超标电动车交强险赔付责任时，不能“一刀切”，应分情形区别对待：

对于超标两轮电动车，若当地为两轮电动车开通了交强险投保渠道，即当地保险公司开通了电动车交强险的投保业务，车主具备为电动车购买交强险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被交警认定为超标属于机动车的，车主因未对电动车投保交强险，受害人据此请求电动车车主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的，可以支持。反之，若保险公司尚未在本地区开展电动车的交强险承保业务，电动车车主根本没有相应的渠道投保交强险，“非不愿为，实不能也”，那么则不能将未投保交强险的法律后果归责于电动车车主。

对于超标三轮电动车，随着各地对电动车规范化管理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地区对三轮电动车采取统一上牌发证的合规化管理方式，使得三轮电动车的身份逐渐明晰。若当地对三轮车的管理已有明确规定，当事人购买了不能按当地非机动车管理有关规定登记为非机动车的用于运输货物和载人的三轮电动车，说明当事人对三轮车无法上牌登记为非机动车，应视为机动车有足够的预先判断和认识，在此情况下，其本负有为三轮车按照机动车要求投保交强险的义务，若其未投保，那么当发生交通事故后车辆被交警认定属于机动车的，其应当承担交强险的先行赔付责任。

对于依照普通购买人及使用人认知标准认为其购买的车辆为国标电动车，且按照当地非机动车管理规定办理了登记上牌的电动车车主，即使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电动车被交警认定为超标属于机动车的，也不能以电动车未投保交强险为由认定电动车车主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因为，当事人对电动车超标无主观认识上的过错，且电动车业已按照规定办理了非机动车上牌登记，该上牌登记具有行政公示作用，是行政机关对车辆属性作出的事前审查定性，而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是一种事后审查确认，事后认定不能覆盖对包括电动车车主在内的其他人公示车辆为非机动车的公示效力。因此，在此种情形下，当事人对电动车未投保交强险不存在主观过错，不应判决其承担交强险先行赔付的责任。但若当事人在购买国标电动车后，对该车进行非法改装加强动力、载重的，导致被交警认定属于机动车的，则应当支持受害人关于电动车车主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先行赔偿的请求。

4、结论。

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两轮电动车超标属于机动车的，对超标电动车一方的事故责任比例认定应参照机动车处理。

当地为两轮电动车开通了交强险投保渠道，电动车车主未投保且电动车被交警认定超标属于机动车的，受害人请求电动车车主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的，可以支持。

购买不能按当地非机动车管理有关规定登记为非机动车的用于运输货物和载人的三轮电动车，或购买后进行非法改装加强动力、载重的两轮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被交警认定属于机动车的，受害人请求电动车车主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的，可以支持。

购买普通两轮电动车且按照当地非机动车管理规定办理了登记上牌，发生交通事故后被交警认定属于机动车的，受害人请求电动车车主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的，不予支持。